(观《乡村牧师日记》)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对宗教电影望而生畏，认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我是很难看懂那类电影的。后来大概是重看《第七封印》的时候，学会了把我不了解的宗教门槛悬置，仅关注那些普世的人类情感，便逐渐意识到电影的门槛本没有那么高，是我心里面的偏见门槛太高。至于哪些地方与什么宗教典故有关联，其实本质上和一部不涉及宗教的影片里埋了某个迷影梗或者致敬了某个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是一样的，即使没看出来，对于观众的情感代入也没太多影响。

此次看完《乡村牧师日记》之后我又去读了一遍巴赞的评论，真是常读常新：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部电影将精神世界作为唯一真正发生的事件和唯一可以感知的活动。不仅如此，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宗教电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学电影”；一种关于救赎与恩典的现象学。

《乡村牧师日记》改编自同名小说，译林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过原著小说的中文版，书名叫《一个乡村教士的日记》。我没读过。布列松的电影版力求忠于原著，忠实到了何种程度呢？他将书里的台词搬进电影里，将牧师的心理活动通过内心独白说出来。如果熟悉布列松的电影，会发现演员毫无感情色彩地说台词，不是只在《乡村牧师日记》里这样做过，某种程度上也是布列松自己的风格。

诚如巴赞所说，《乡村牧师日记》忠于原著的风格让它产生出一种魔力（推荐去读巴赞的评论），对我来说，在悬置了宗教门槛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死亡。我也自觉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观影过程中会在一定程度上和主角共情，尽管我知道这是刻奇的。

“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理想主义者，可是什么才是理想主义？”这是昨天和朋友聊天时她问我的问题，在不假思索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很容易能界定某个人是不是理想主义者，但被问及这样的问题时，我发现我没有仔细思考过理想主义。一边觉得可以用一句话高度概括，一边又觉得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也许大部分人小的时候都有过想改变世界的想法，想要停止战争与杀戮、每个人都能摆脱贫困和饥饿、自由平等博爱散播世界每一个角落。年纪小的时候这看起来很正常，年纪大了之后仍然这么想就会被人评价为天真或无知。在我的理解里，“何不食肉糜”才叫天真和无知。长大后的理想主义者是意识到了世界不可能被他改变，意识到了人性的恶会在恶的土壤里茁壮成长，意识到了在一个健康合理的社会结构中不可能让所有人的财富平等，也意识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美好口号的愿景在不同的世界里有不同的所指。看到了世界的残破和腐朽，成人社会中的潜规则和内部逻辑，仍然选择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像个一点一点推着石头的西西弗斯，甘愿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而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电影里的牧师就是如此，我将他的内在动力归因于他的宗教信仰，他以为善良可以感化所有人，那些冷漠甚至带有敌意的村民给了他一记耳光——希望他去别的教区。托西的牧师对他说的话让我想到了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写的阿巴拉契亚人讨厌奥巴马的原因，状况很相似。他们讨厌牧师恰恰因为牧师是对的，牧师身上善良的品质是他们不具备的。牧师的存在会让他们经受良心上的不安，于是他们想把牧师赶走。牧师逐渐明白了自己身处的世界，但他仍旧保持信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他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和其他的理想主义者一样，因为内心的信仰和冰冷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张力，他不得不忍受精神上的折磨，这种折磨是无法向外诉说的，所以牧师的情绪总是指向身体内部的。如果我们连语言上的沟通都难免存在误解和偏差，又怎么能指望精神上的交流呢？

通过牧师和伯爵夫人的对话，我看到的不是一个清教徒对于上帝的虔信，而是直面自己想要逃避的东西，上帝仿佛是一个尼采式的人物，它教导你去否定它，唾弃它，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这样它才会回到你身边。牧师清醒地质疑着上帝，一边清醒地顺从着上帝，他得到的不是某种外在神力的加持，而是对内心善念毫不动摇的忠诚。

在和牧师对话之后，伯爵夫人在家中心绞痛离世，伯爵夫人的死具有象征意义，那是我们无法承受的精神折磨，还是她完成了灵魂的救赎于是安然离去？我不知道。因为伯爵夫人的死，关于她与牧师之间的流言蜚语便开始传播。这让牧师的内心更加折磨，他的精神开始慢性死亡，命运的讽刺在于，肉体死亡比灵魂死亡先一步到来，牧师得了癌症，他以殉道般的姿态结束了生命。

这是一个不适合理想主义者生存的世界。牧师从没有背叛自己的信仰，没有背叛自己的内心，借用《圣经》里说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乌托邦也在理想主义者的心里。我也必须想象，对死亡不甘心、对未竟的理想事业不甘心的牧师是在幸福中死去的，就像他生前的最后一句话说的那样：“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恩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