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

这部影片在豆瓣上的译名，以前叫《人人为自己，上帝反大家》，是从德语片名直译而来的。不知从何时起豆瓣译名变成了《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这是从本片的英文名翻译而来的。

影片取材自发生在19世纪的真实事件，这起事件至今仍是一个谜案。原型事件中，对卡斯帕尔·豪泽尔有很多种猜测，我只说比较主流的猜测，他被怀疑是某王室的继承人，年幼时成为了某场继承之战的牺牲品。某天他出现在纽伦堡街头，看起来约莫16岁，没受过多少家庭教育，几乎不会说话。他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有人愿意照顾他，于是他找到了新的监护人。后来他遭遇了两次严重的袭击，这加重了外界对他王室身份的猜测。第二次遇袭导致了他的死亡，然而医生对其的鉴定结果表明，刺伤是自己造成的，不是被他人袭击造成的。这又让人们开始怀疑，他对自己日渐下降的关注度不满，自己给自己制造话题。总之，这个人的身世始终是个谜，许多事情也没有确切的结论。围绕着卡斯帕尔·豪泽尔，诞生了许多小说、诗歌、专著，当然也有电影。

在卡斯帕尔·豪泽尔事件的一个半世纪之后，赫尔佐格拍摄了这部《卡斯帕尔·豪泽尔之谜》。赫尔佐格的改编淡化了卡斯帕尔的身世之谜和政治阴谋，更多是通过这个角色来反观身处文明世界的人类自身。由于卡斯帕尔未入世的身份特征，他出现时更接近卢梭式的“自然人”的状态，而他入世后，他也没有被文明腐化成卢梭式的“现代人”，反倒因为他孩童般的天真和自然的思考方式，迫使观众对既有的现代文明、人类的学识进行了一场反思，达到了一种解构的效果。在电影中，卡斯帕尔的存在相当于撕掉了现代人的遮羞布，对越具有学识的人、越是身处上流的人效果越强，基于此，卡斯帕尔是无法在这样的社会中存活下去的。他的死几乎是必然的。在卡斯帕尔死后，人们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发现他的大脑发育不完整，那些在他生前研究他的人，终于找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原来卡斯帕尔如此与众不同，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的大脑发育有问题。于是现代人又重拾起掉在地上的遮羞布，把反思丢在地上，拍拍屁股离去。

影片中，卡斯帕尔所知的词汇很少，生活经验也不多，甚至没有学会走路。人们一开始并不相信卡斯帕尔对世界真的一无所知，他们拿刺剑假装要攻击卡斯帕尔，卡斯帕尔毫无反应，他不知恐惧为何物。人们又拿火焰测试卡斯帕尔的反应，他也不会躲避火焰，还玩火不慎把自己烫伤，他没有喊叫，却在疼痛中流下了眼泪。后面一场戏，他看着摇篮里的婴儿，照顾卡斯帕尔的妇女让卡斯帕尔抱起婴儿，卡斯帕尔再次落泪，说“母亲，我远离万事万物”。他有人类的情感，一个自然人的情感，但没有现代人的表达方式。他也没有见过动物，他教小猫用双手吃饭、直立行走——就像人们教他的那样。为了节省抚养卡斯帕尔的开支，人们将他送到马戏团供人满足猎奇心。这又是对现代人的一个巨大讽刺。我记得有一次坐在家里听到街上大喇叭在喊“x点在xx广场有免费的马戏团表演，有狮子、大象”。于是我便在那个时间带着小狗去看，没看到狮子和大象，只看到几个残疾人供人观赏。

饰演卡斯帕尔的演员布鲁诺·S在四岁时被做妓女的母亲狠狠打了一顿，以致于布鲁诺暂时失语。他的母亲以此为由将他送到收治智障儿童和精神病儿童的医院里，那时是纳粹德国时期，布鲁诺在医院里也遭受过不少虐待。他的口音也有些怪异，甚至有语法错误。不过，不懂德语的我是听不出这些的。这些因素让他很适合饰演卡斯帕尔这个角色。生活中的布鲁诺也不受人待机，导致他对人的信任也很有限。但赫尔佐格总是很擅长和各式各样的人合作。电影呈现出的效果很好。

电影中有一场戏，是逻辑学家测试卡斯帕尔的思考方式。他向卡斯帕尔提出了一个问题：有两个村子，一个村子的人只说真话，另一个村子的人只说谎话，现在有一个人自其中一个村子而来，如何仅通过一个问题判断这个人来自哪个村子？逻辑学家给出他的答案，是一个基于逻辑学的抽象推理：如果我问你是不是来自谎话村，你会说“否”吗？对于真话村的人来说，他会说“否”，所以他对这个提问的回答是“是”；对于谎话村的人来说，他会说“否”，但因为他只会说谎话，所以对于这个提问他也会说“否”。然而卡斯帕尔给出的答案是一个更加朴素的直觉推理，他会问这个人是不是一个树蛙，真话村的人会说自己不是树蛙，谎话村的人会说自己是树蛙。两相对比之下，卡斯帕尔的方式更简单，且命中了逻辑学家的盲点，逻辑学家恼羞成怒，说他不接受这样的答案。

也许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写过，我认为那些专业名词只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降低行业内部的沟通成本。另一个是设定专业门槛，不让外人那么轻易跨入，以此保护自己的饭碗。有一些不同行业会制造出不同的词来指相同的概念，也有一些名词成为了不同行业通用的专业词汇。逻辑学家的恼羞成怒，代表了某一部分专业人士，他们不是在寻找真理，不如说他们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威性。而真理和权威没有必然的关联。每每看到某个天才陨落，人们都会为之惋惜，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天才，能在自己的行业发挥才能，推动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天才更是少之又少。不如说大部分专业人士只是他所在行业内部的普通工人，具有极强的可替代性。终其一生可能也产出不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人们对专业的发展就像是流水的程序员修补一个铁打的项目代码，以前的东西繁杂、存在历史遗留问题，谁都想去大修大改，但谁都感到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将这坨屎一样的代码越堆越高，在屎上雕花。外面的人看到的是这坨代码运行起来的样子，只有程序员自己知道内部的混乱。我不是在否定专业性，我是对一些专业人士拿着自己专业的权威性来压倒异见声音的做法感到愤慨。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为自己学到了一两个专业词汇感到沾沾自喜，似乎在说话时带上几个专业词汇，能让装的逼都显得耀眼。等时间长一点，慢慢对那些名词祛魅，你会发现道理都是相通的。逻辑学家的问题，可以拿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哲学病”来看。维特根斯坦认为，好的哲学应当是可以用朴素的、日常的语言来澄清的问题，这可以避免陷入语言的混乱。也许像卡斯帕尔那样的自然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对于已经接受了文明规训的现代人则很难。

即使抛开这部电影的思想性，只看卡斯帕尔这样一个身份不明的、孩童般的奇人无法很好地融入这个社会，看他数次自然的落泪，看他对自然的观察，看他将水芹种子以自己名字的形状种在地上，也会与人物产生共情。赫尔佐格淡化了刺杀卡斯帕尔的凶手，真凶是谁并不重要，对于卡斯帕尔这种无法被社会接纳的人来说，行刺的人只是代替社会行凶的刽子手而已。这样一个人最终被刺杀，不禁让人反思：我们究竟代表了文明，还是早已被野蛮同化却麻木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