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投奔怒海》）

我想先分享一个笑话。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篇帖子，那人声称自己是个老影迷，但过去十年没怎么看电影，想让人推荐过去十年的好电影。正好那晚我失眠（如同现在一样），于是心血来潮一边回想一边借助自己的标记和世界地图整理电影片单。前后找了三个小时，天都亮了。整理完毕之后，复制、粘贴。突然手痒点进那个人的主页看了一眼，发现那个人是川普的支持者，整个人仿佛被雷劈到，整理了三个小时的片单瞬间就不想发了。这是我上半年的至暗时刻。在那份片单里，我没有推荐港片。不管是影片本身的质量或者我的私人喜好，都没有什么想让我推荐的影片。但是港片又是如此重要，所以我在最后一行写上了“香港：《投奔怒海》”。

和大部分90后一样，我也是看老港片和好莱坞电影长大的。现在看老港片时仍然喜欢听国语配音，否则总觉得不对味儿（如果再配上DVD版的低清画质，味道更纯正）。第一次看《投奔怒海》时还是一个画质很糙的DVD资源。后来CC出了蓝光我也买了，可惜我现在没有电视，所以这次观看的是一个经过压缩的CC蓝光版片源。画质提升很明显，声音不记得了。

《投奔怒海》的故事很典型，生活在西朝鲜的人应当不会陌生。此次观影计划中的另一部电影，瓦伊达的《大理石人》也与之类似，时间上还要早几年。

在我心里，香港新浪潮时期有三部非常重要的、可以看作具有极强在地性的时代标志的作品，徐克的《第一类型危险》代表过去，许鞍华的《投奔怒海》代表现在，严浩的《夜车》代表将来。

文革时期，我国邀请安东尼奥尼来华拍摄纪录片，意在展示新中国的新面貌。我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路线并且全程陪同，但安东尼奥尼还是拍摄了一些政府不愿意让他拍摄的内容。影片在国外上映后，《人民日报》刊登了长文批判安东尼奥尼。这段真实历史的情形是不是和《投奔怒海》的故事很像？每次经过这样的联想我都会感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总是有着相似的做法和相似的历史。

从《投奔怒海》出发，我想接着谈谈谎言和真相。如今在媒体上常能见到“塔西佗陷阱”，意指当政府失去公信力，就算某件事它说的是真相，也很容易被看作是谎言。另一方面，谎言的反面也未必是真相，也可能是另一种谣言。关于这些，不少人都专门写过书，我自己也尚不清楚如何辨别。大多数时候我对大多数事情保持怀疑，常识可以分辨一部分，经验可以分辨一部分，剩下的就先让子弹飞一会儿。举个例子，前一阵有个高铁车厢显示气温52度的帖子，甚至有不少人把这当作是真实温度。事实上，为了不发高温补贴或者不停工而将气温往低报的做法早就有了，至少我在何伟的《江城》中就看到过，那本书讲的是他三十年前在重庆的经历。我必须要说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瞒报气温的事情正在发生，这一切是经过经验判断得出的。这件事就像疫情期间的某段时间内，卫健委公布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总是徘徊在某几个数字附近，你不必看新闻也能猜到明天的数字是多少。我还必须说的是，40度的高温已经会让很多人因为热浪而死了，如果温度达到52度，死去的人会更多——这也是我越来越不喜欢说反话的原因，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可能反话会被一些人当作是实话。我查到的数据是，2000-2020年间，我国每年因为热浪死亡的人数有将近1.3万人。2021年大约有2.5万人，2022年大约有5万人。过去两年的数字我没查到。

大概在东航MU5735事故的半年前，我在知乎上看到过一个提问，问题是疫情给你的行业带来了哪些影响。有一个民航从业者写了篇回答，前面是诉苦，最后是他自己做得一个推测，大概是说将来因人为原因导致的事故率会上升。东航事故发生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篇回答，现在那篇回答可能已经不在了。事故过去三年多，我们仍不知道真相是什么。上个月看到媒体报道网传的一份《中国民用航空局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文件上说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进展情况通报，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机关决定不予公开”。日期是2025年5月19日，一个月后这份答复书在网上流传，现在又过去了一个月，还无下文。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会提到新闻媒体是“第四权”，这是基于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而言。媒体的“第四权”即监督权。当政府隐瞒某些事情时，媒体能够挖掘真相，比如水门事件时的《华盛顿邮报》。我们国家不是三权分立的结构，也就不存在“第四权”一说。中国的调查记者是一个高危职业，不仅可能面临地方保护势力的伤害，也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我上高中的时候，微博上的日常就有许多公共话题的讨论（那时我还跟人骂过架，现在回想真是年少无知），现在的微博除了偶尔有一些重大公共事件的讨论，日常已经变成了明星八卦和“南京小红叔”这样的能吸引眼球被当作奶头乐的玩意。张雪峰会告诉你不要从事新闻专业，但不会告诉你背后的原因。这些年我间或看到的数据是，中国的调查记者人数“七十多人”、“几十人”、“在一线城市不到五十人”。具体的数字我没能查到，总之没有超过一百人。而我们是一个领土面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十四亿人的人口大国。这是一个普通人拿手机拍个视频就能记录新闻的时代，但我们仍然需要调查记者，重点在调查两个字上。拿手机拍个视频能偶然拍到铁链女成为新闻，但拍不到油罐车的新闻。

我的一个感受是，经历过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官方的调查结果产生怀疑。大到公共安全事故，小到一个明星的身份背景引出的权力滥用。有一句出处不可考但常被当作是林肯说的话：你可以在部分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刻欺骗部分人，但你无法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相比于用一个谎言来遮盖另一个谎言，道出真相的代价要小得多，除非这真相的代价难以承受，真相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

我曾经和一个人进行过一次关于公民知情权的讨论。她认同在一些事情上真相不应当向大众公布，认为那有助于国家治理。我实在想不出，除了威胁到统治者的自身利益，还有哪些情况需要隐瞒真相，所以我认为真相就该被公布。她认为民众的知识素养太低，承受不起真相的重量。这说法就像是说中国人的水平太差，所以实行不了民主一样。而我始终认为，永远活在谎言中，永远无法履行自身的公民权利，民众的素养是无法提升的。前一阵看到一个研究数据，结论是一个国家推动社会变革，只需要唤醒3.5%的人。事实上大多数人对于政治生活是漠不关心的，也不能说是唤不醒，可能是他们喜欢睡觉，不管是在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睡觉还是在外面睡觉，只要能睡觉就行。说回到那场讨论，结果以我的失败告终，因为对方以一个万能句式作结：多读点书吧。

所以，我现在闭嘴，去读书。